[15]即二者的关系属于监督关系。

在天安门广场动土奠基的时候由毛泽东亲自诵读，最后刻在这个碑上。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说人格权是非财产权，什么叫非财产权？不可以财产价值来衡量叫非财产权。

最后的判决理由，法官为什么不支持呢？判决书当中是这样说的，证据不足。玩了这些网络游戏，合同却无效。在现实当中，一些法院承认胎儿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判决已经不少，这里立法者用一个等字来暗示，这是我的解释，当然带有推测性质。民法通则规定两年，到他起诉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四年。在立法上也难以形成争论，放上去总比不放上去好，要一争执，争执不休，会不会出现那就不规定这样的局面，不就等于没有进步了吗？所以现在毕竟前进了半步，废止禁治产制度，创设成年监护制度是一个进步，但也不是很完满。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司法权，其中包括解释法律。这项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同于以上从权威来源的角度进行分类，另外一种可能为规范为文件权威类型分类提供启示的方法是从权威的作用角度进行区分。

根据行政法规和规章通常的制定周期，一般3-5年时间的调研与论证相对属于正常范畴，在此期间适用临时规则建立秩序、积累经验十分必要。[13]See Leslie Green,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Clarendon Press, 1988, p.38. [14]See Leslie Green,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Clarendon Press, 1988, p.26.另参见朱振：《实践理由、权威与来源命题——拉兹法律哲学的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7页。行政机关享有权威的来源只能是制度赋予或自身的专业性。权责相统一的原理使得承担政治责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了制度权威性。

[52] 根据本文作者对于涉及技术标准的判决书有限的观察，上述判决理由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11]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5. [12]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4-15.参见朱振：《实践理由、权威与来源命题——拉兹法律哲学的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6-87页。

仍然以前述《水法》规定为例，该法制定于2002年，其48条要求国务院制定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38] Farber, Daniel A., and Anne Joseph O'Connell."The Lost World of Administrative Law."?92?Texas L. Rev.1137(2014). Cited from Gov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13-21, Federal Rulemaking: Agencies Could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Respond to Public Comments(2012). [39]张贤明：《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比较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三、规范性文件的相对制度权威 规范性文件的相对制度权威产生于制度赋予行政机关的地位与功能，其取得与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无关。在此例子中，导师的要求是第一阶的理由，而该研究生自己对研讨会的看法则是第二阶的，第一阶理由优先于第二阶适用，也即具有排他性。

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健全人格的主体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的状态中，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理由作出行为决定。我国《行政诉讼法》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参照规章。在判决书被汇编后的注解部分，本案审理法官专门就技术规范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进行了论述。See Nathan Isaacs, The Law and the Facts, 22 Columbia Law Review 1(1922)。

行政机关履行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源于制度的指定，而与其自身的特质并不直接相关，此一点与理论权威不同。[31]特别是在网络和金融市场大发展的条件之下，新的市场交易模式不断涌现，新的技术手段层出不穷，行政机关必须要随时跟进变化，及时建立起秩序。

[53]实践中的做法反映了技术标准这一类规则典型的专业特性，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其理论权威性。其实在目前的中外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制定过程的正式性与复杂性本身即是区分不同司法审查程度的标准。

从理论上说，两者适用的情形应当有所不同，因为并非所有上位法不明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深入审查，也并非所有的规范性文件法院都应该放松审查，法院需要根据不同规范性文件的特性作出选择。除了自然灾害、社会危机等应急状态下的行政以外，现代的日常行政同样需要不断应对社会上涌现的新兴事物，以至于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持续的应急状态。(二)规制领域的专业性 除了规则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可以体现规范性文件的理性化程度以外，规则所规制的具体领域或者具体问题的不同也会影响其理论权威性。[5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行终字第937号行政判决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对于某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的统一部署，比如协调资源以促进某个行业或某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承担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政治责任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而不是法院，[10]政府为实现上述目标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即带有某种促使法院尊重的特性。

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权威的概念》，姜志辉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5页。[24]Uwe Kischel, Deleg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to Agen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 Law, 46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13(1994). [25]J. W. Hampton, Jr. Co. v. United States, 276 U.S.394(1928). [26]A.L.A. Schechter Poultry Corp. v. United States, 295?U.S.?495?(1935). [27]United States v. Butler, 297?U.S.?1?(1936). [28]See Mistretta v. United States, ?488 U.S.361?(1989). [29]United States v. Mead Corp., 533 U.S.218, 227(2001). [30]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同时，这两种权威都符合前述权威的各项特点。所谓临时性最终规则即行政机关为了及时履行行政管理的需要，直接发布最终规则，而在事后再行吸收公众评论。

这些途径均可以使行政机关得到应有的监督，而法院自身则不适宜作为这些重大问题的判断者，它也没有必要干预政府在战略性问题上的判断。而政治责任本身也就是一种对于合理性的关怀，其与司法深入审查时的合理性判断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假如最终因为决策失当而造成损失，制定决策的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将向代议机关和公众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

五、权威性框架下司法审查规范性文件的不同层次 至此，本文已经提出了规范性文件权威性的内涵与外延，当然，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36] 像这样，为了保证行政的及时性或者为了先行试验而以简单制定程序通过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并非我国独有。虽然从传统理论上说，法官作为法律的专家对于法律问题具有最后发言权，仅在部分事实问题上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这三类规则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制定程序的要求，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分别要遵循《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经过多次审议，并由主要行政领导签署公布。

在这些规定当中对于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运用了依据、参照、合法性审查三种不同的态度。孟国芳、喻仲嘉诉常州市规划局及第三人常州市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规划行政许可案，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07]新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

在法理型权威中，人们服膺于客观的法律制度，个人因占据整个制度中的某个职位而具有支配权。这一观点在私法领域或许成立，但在行政法中未必成立。

对于有可能造成重要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若不适当，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未来可能会受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追究，也可能遭遇人大代表的质询，或者在媒体中引发舆论探讨。拥有理论权威的主体并非制度随意指定即可存在，其自身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或者资质。

其在法理上的根源同样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般行政权，只不过原因并非是及时行政或试验行政，而是宏观策略的考量，但它与前者一样是一种相对制度权威。故本文作者认为规范性文件的形成过程可以作为表征其理论权威性程度大小的一项指标。比如，拉兹将权威区分为智识权威(intellectual authority)和实践权威(practical authority)。[56]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也对各种违反上位法的情形进行了描述。

[43] 可见，法院若欲预先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将会就其规则在未来承担政治责任，首先需要确定该规则是否可能在未来造成较为重大的影响。虽然美国法院对于立法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很低，但若要使法院尊重行政机关在授权之下制定的规则，还需要其他条件。

所以，对于规范性文件的狭义合法性审查和广义合法性审查代表了法院对于行政机关政策行为不同程度的干预。法院也据此判断电梯维保单位是否尽到维保义务。

以上所论的区别属于较为明显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区别，而事实上不同的非正式规则的形成过程也可能存在复杂性程度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本文作者看来同样应构成区别司法审查程度的标准。又比如，面对变化迅速的新兴市场，唯有行政机关适合为其快速制定基本规则，对于这一些规则，法院通常也需要予以尊重。